明代中期《诗乐图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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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柟等人编撰的《诗乐图谱》成书于明代中期，早于朱载堉的诗乐谱。从整个诗乐谱系来看，这份乐谱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影响巨大。本文主要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为底本，结合其他文献史料对此谱作出研究。

一、吕柟其人与《诗乐图谱》

吕柟，明成化十五年（1479）生，逝于嘉庆二十一年（1542），字仲木，陕西高陵人，号泾野，人称泾野先生，是与王阳明、王廷相等齐名的一代大儒。幼好学，“资性颖悟”①，受业于渭南薛敬之、河东薛瑄。正德三年（1508）进士第一，授修撰。嘉靖中谪解州判官，摄行州事，后擢尚宝司卿，晋南京礼部侍郎，署吏部事。

谥号文简。吕柟承张继“关学”，修正和扶救程朱理学、陆王心学②，以穷理实践为主③。观吕氏作此谱的目的，其自序已有说明：“惟我圣皇，具《关雎》、《麟趾》之义，笃爱民好士之心，迩乃定郊庙之大礼，复雅颂之古乐，本末具举，质文兼修，正所谓建中和之极，而行以位天地育万物者也”。④

“复雅颂之古乐”，此正是吕氏作此谱的目的之一。《诗经》乐谱传至明朝，所剩寥寥，“《三百篇》之雅音绝响矣”，既然朝廷“敦崇古道，修明礼乐”，吕氏就趁此东风，完成此谱，以此“仰赞圣皇中和之化”⑤。谱成后，命六馆诸生皆学“，以养其性情之正，育其和平之德，仰副我圣皇教养之厚意也。”吕柟学术思想体系中“仁学”占据极重要的成分，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而且在实践层面上，切身躬行，强调礼乐修身的作用。

这份乐谱就可看成是其为仁修身的一个实践成果。吕氏一生著述宏富，⑥《诗经乐谱》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时年58岁）八月⑦。共六册，十八卷。全书包括：六调图谱、礼字集：钟磬调三卷、乐字集：琴调三卷、射字集：瑟调三卷、御字集：笙调三卷、书字集：箫笛调三卷、数字集：埙箎调三卷。以儒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命名，列出六调。此六调即六种（类）不同乐器记谱。

《诗乐图谱》只选取《诗经》中部分曲目，作者自序说“：《诗乐图谱》者，取《诗经•周南•关雎》以至《商颂•玄鸟》可歌之诗八九十篇，被之八音，以为图谱者也。”之所以选取这“八九十篇”，是因为所选曲目“皆关系伦理，切近身心者”⑧。“八九十篇”曲目具体如下：国风部分有周南：《关雎》、《葛覃》、《卷耳》、《桃夭》、《兔罝》、《麟之趾》；召南：《鹊巢》、《采繁》、《采蘋》、《甘棠》、《羔羊》、《驺虞》；鄘风：《定之方中》、《干旄》；卫：《淇奥》、《竹竿》；郑风：《缁衣》、《女曰鸡鸣》；齐风：《鸡鸣》；魏风：《伐檀》；秦风：《小戎》、《蒹葭》、《终南》、《渭阳》；曹风：《鸤鸠》；幽风：《七月》、《东山》、《九罭》、《狼跋》。

小雅部分有《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天保》、《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鹤鸣》、《白驹》、《斯干》、《无羊》、《蓼莪》、《信南山》、《大田》、《頍弁》、《鱼藻》、《采菽》、《都人士》、《黍苗》。

大雅部分有《文王》、《棫朴》、《旱麓》、《思齐》、《灵台》、《行苇》、《既醉》、《假乐》、《泂酌》、《卷阿》、《抑》、《崧高》、《烝民》。颂部分有周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昊天有成命》、《思文》、《臣工》、《丰年》、《雝》、《敬之》、《载芟》、《酌》；鲁颂：《駉》；商颂：《玄鸟》。

以上共81首曲目。吕柟在自序及郑汝舟的跋中多次提及监生卫良相，如：“选知音监生卫良相等，率其友百余人，选前诗篇目，每歌咏，谐之音律。未及期年，卫良相于前诸诗，皆能绘图画谱”⑨，“今卫良相等已写图按谱，编次成书，名曰《诗乐图谱》”⑩“，卫良相编乐谱既成”輯訛輥。

从这些记载汇总来看，卫良相在此谱成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径野子内篇门人录》记载：卫良相，字希周，山西绛州人，贡生。从选篇目、谐音律，到绘图谱，编次成书，可以说，卫良相全程参与此谱成书的整个过程。这里有一种可能，就是声乐谱主干谱由吕氏确定，其他器乐谱则交由卫良相等人“绘图画谱完成”。

但无论怎样，恰如《历代诗经著述考》所下结论：“虽署吕柟撰，实卫良相等所编次。吕柟乃主编而已”輰訛輥。据《陕西省志•著述志》载，此谱“今藏北京图书馆”輱輥訛，笔者查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未见原书，有一缩微胶卷，封面题十九卷，实际是把“诗乐图谱目录”亦作为一卷，无序。

南京图书馆亦有此书缩微胶卷。据《钦定续文献通考•乐考•卷一百五》载，此书在“柟去任后，其谱失传”輳訛輥，可知清人已罕见此书。

二、《诗乐图谱》所用的乐器

《诗乐图谱》实际是一份总谱的六种分谱记法。所涉乐器包括：钟、鼓、金钟、玉磬、琴、瑟、笙、箫、笛、埙、箎、柷、敔等13种。每种乐器均配有图片。现据谱前文字分别加以说明。

钟、鼓是统领诸乐的节奏乐器，此处的钟指的是“镛钟”，所谓“钟大为镛、大钟为镛”。鼓，据此谱“柷”的说明可知此处指“贲鼓”，“贲”即大，贲鼓又名大鼓、足鼓。“贲鼓维镛”，此二器如琴瑟一般，经常一起使用。《诗乐图谱》有一镛钟，一贲鼓。准备行礼前，先击鼙鼓12次，由缓渐急，再击12次，由急渐缓；然后擂鼓120次；再鼙鼓与鼓齐击12次；停；击鼓钟各一，这样完成第一通。第二、三通如前，只是结束时，二通，鼓、钟各击二声，三通，鼓、钟各击三声。诗乐每章结束则各击鼓、钟一次。

金钟、玉磬各16枚，合十二律四清声。分上下两层排列，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为下八音；夹钟、太簇、大吕、黄钟、应钟、无射、南吕、夷则为上八音。

琴共有七弦，为合六律，只用六弦，或去七留一，或去一留七。一弦为合、二弦为四、三弦为上、四弦为尺、五弦为工、六弦为六。为避免合奏时弦声被屏蔽，以达声音最大化，右手只用“勾、挑”輴輥訛指法，仅用空弦音，左手不按徽位。这种做法，在后来的《诗经乐谱》中被部分沿袭使用，如《诗经乐谱》中的“琴谱”也一律用空弦散音。

瑟共25弦，中间弦（黄弦）不用，前12弦、后12弦，相邻两弦为同一音。一二弦为合、三四弦为四、五六弦为上、七八弦为尺、九十弦为工、十一十二弦为六。演奏时既可用双手，亦可用单手。这种定弦与记谱都有别于熊朋来《瑟谱》輵訛輥、朱载堉《律吕精义》、《诗经乐谱》等谱。

笙调极难，用十七簧笙，多以前面取两管之声，合六律。一六为合、五为工、四为尺、三为上、二为四。

箫笛为六孔，合六律，用六字。一孔“：阴一”对应“合（黄）”、二孔“阳一”对应“四（太）”、三孔“上（仲）”、四孔“尺（林）”、五孔“工（南）”、六孔“六（清黄）”。

埙箎，此谱作者认为这两件乐器是“调味者”。埙五孔（不含吹口）五音，放之为一孔音；箎七孔（含吹口），二者皆用六孔音。埙箎其孔尽合时，则为黄钟；其孔尽开时则为应钟。柷和敔是雅乐中常用的两件乐器，诗乐中也使用，其形制与功能与其他雅乐中使用的基本相同。柷，状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击三次柷，然后击镛钟，然后贲鼓、镛钟，诗乐偕作。柷还有节制节奏作用。敔，状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止乐乐器。

三、《诗乐图谱》的谱式与音乐特点

《诗乐图谱》十八卷共记录81首作品的乐谱。其记录方式为：在《诗经》歌辞的下方以小字体，分律吕谱字与工尺谱字分别记录音高。然后按乐器的不同分成六个部分，每部分三卷，记录一种或两种乐器的乐谱，这些谱字记录在《诗经》歌辞的左方（图1）。这六部实际上就是六种（类）乐器的分谱记写。以下以周颂《清庙》为例，将六种（类）乐器的分谱合成一份总谱，以反映此谱的全貌。

这份乐谱从声乐谱的角度来看，有以下一些特点。声乐乐谱只用六个音高谱字：合（黄）、四（太）、上（仲）、尺（林）、工（南）、六（清黄），一字一音，不详记节奏；从81首乐曲的起音与落音来看，共有34首起落音相同，占42﹪，大部分乐曲起落音不相同，此谱不遵守“起调毕曲”原则；从调式来看，以四（太）结尾的乐曲有64首，以合（黄）结尾的乐曲有12首，以上（仲）结尾的乐曲有5首；此谱的器乐记谱突出了按数字顺序记谱的原则，或依孔序（如笙、箫、埙等），或依弦序（琴、瑟）、或依乐器排序（钟、磬），方便了读谱与演奏，简洁明晰，一目了然。

四、《诗乐图谱》与其前后诗乐谱的关系

笔者取宋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元代熊朋来《瑟谱》，以及晚于《诗乐图谱》的朱载堉《乡饮诗乐谱》、乾隆敕撰《诗经乐谱》等四种谱，以各谱《关雎》首章为例，比较它们的异同。

《仪礼经传通解》遵守“起调毕曲”原则，正宫用七声：黄、太、姑、蕤、林、南、应；《瑟谱》与此同；《乡饮诗乐谱》用黄钟宫一调五声：黄、姑、蕤、南、应；《诗经乐谱》用康熙十四律，分阴阳（清浊）二均，在律制、音高谱字、宫调、乐器等方面均与此前乐谱不同。

这五种乐谱，从音高上面推断，每种乐谱都不相同，这不仅体现在所用谱字各不相同，且实际音高也不一样。可以看出，五种乐谱之间并无传承关系。亦如吕氏所说“《三百篇》之雅音绝响矣”，故而另起炉灶，“每歌咏，谐之音律”，重新谱写乐谱，最后按序编成。

五、《诗乐图谱》的文献价值与历史价值

第一，《诗乐图谱》是古代为数不多的传世诗乐谱，尽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批评此谱，“其谱专取黄钟一调，即朱载堉以笛合字为宫声之法也；歌字不论平仄，亦不取某字起某字止之例；钟磬止用黄、大、仲、林、南、清黄六音，而虚其十二不用，琴瑟止用六弦，盖以意为之，不知而作者也。且自《周南》至《商颂》仅八十余谱，乌思与语全诗之盛美”輷訛輥，但综观清代以前，现今留传下来的诗乐专谱，这应该是最早的一份。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第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的诗乐谱用律吕谱字记写，熊朋来《瑟谱》用律吕谱字与工尺谱字合记，到明中期吕柟编《诗乐图谱》声乐谱与器乐谱分列，既沿袭了熊朋来的组合记谱的方式，又创用顺序记谱方式来记录器乐谱。这种诗乐记谱方式对后世影响甚大。之后的李之藻《判宫礼乐疏》、乾隆时编撰的《诗经乐谱》都受此影响。如果我们再联系一些民间的记谱方式，比如潮州音乐的二四谱，也是采用此种顺序记谱方式记写，二者间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不好判定，但至少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在宫廷中产生影响，对民间的记谱也很可能产生示范效应。

第三，从已有文献看，《诗乐图谱》在诗乐谱系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是整个诗乐谱系传承中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第四，吕氏编撰《诗乐图谱》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习学此谱，达到修身养性、礼乐修身、礼乐治国的目的，历代诗乐谱都突显出这一特点。吕氏编成此谱后，“初入太学，闻弦歌之声，雍容和鸣。又见行冠射礼，从容揖逊，恍若身游于凤仪兽舞之世。窃思古昔帝王，以礼乐治天下，以今所闻见推之，亦可以相见三代当时之盛矣”，看来他的目的是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