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化的鼓浪屿钢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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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素有“钢琴之岛”美誉。钢琴，或为教堂唱诗班的伴奏乐器；或为鼓浪屿人的生活点缀，而用于学习或交谊；或成为当地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充当家庭音乐会的主角，甚至于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或作为器物展示，吸引无数关注的眼球，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赞叹……成就了它在鼓浪屿上的百年文化。鼓浪屿钢琴文化，不仅是因为它何时有了第一台钢琴和居民家庭钢琴拥有率很高，也不仅是因为从这里走出了多少个钢琴演奏家、教育家，修建了一座钢琴博物馆，而是所有这些的综合以及无法一一提到的诸多与鼓浪屿人钢琴生活（甚至于音乐生活）相关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表现形态，还有也是更重要的是，藉由鼓浪屿钢琴文化的原点而生发、流变、交融、汇聚而形成的文化传统及其百年的传承、变迁。

符号的意义作用基本上是通过符号形式（能指）和符号内容（所指）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但意义表现的过程并没有到此结束。一定条件下，已经形成的符号整体可作为符号形式与新的符号内容相对应，在更高一级层次上产生意指作用。钢琴对于鼓浪屿即具有这样的符号特征。因为活动普遍化，钢琴就成了一个指代性的符号，成了鼓浪屿的名片。

人们说到鼓浪屿，就会想到钢琴，甚至将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类型化到“钢琴”这个符号上。其实，当鼓浪屿被称为“钢琴之岛”，鼓浪屿钢琴文化就已展开其符号化历程。因此“，符号化”不仅指钢琴成了鼓浪屿的文化标示，成为一个地方的形象特征，一张广告世界的“名片”，也是鼓浪屿钢琴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沿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蕴含并交织于鼓浪屿民众百年生活方式的变化之中，彰显在与钢琴相关的文化事象始末。1949年后，鼓浪屿行政上属于厦门管辖。厦门市早在1956年编制规划时明确提出：“鼓浪屿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户口可出不可进，岛上不要办工厂，不准采石头，也不要搬进与鼓浪屿风景旅游无关的单位”。

1982年编制《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时，调整为风景旅游区，重申控制鼓浪屿的常住人口规模为两万人，不再设立与风景旅游无关的任何单位，现有工厂要积极创造条件迁出，逐步增加绿地面积，争取达到50%，并适应调整规划布局。1988年，鼓浪屿被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03年10月，厦门唯一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鼓浪屿作为行政区的历史宣告终结。

鼓浪屿在“纯旅游”概念性规划的定位下，经历着数十年来最迅速的变迁：工厂外迁、医院外迁、学校缩减，房屋结构陈旧、公共设施不足、卫生设施不齐全，鼓浪屿人的居住环境已不再是优势。“钢琴码头”是进入鼓浪屿的第一景观，其张开的三角钢琴造型，被人们认为是琴岛的象征。

在设计“半拱顶”形码头方案时，工程师林金益并没有明确其为钢琴造型，而是现代抽象派的小品设计。因为它在海边，从第一印象就可以说它像一粒贝壳、一卷海浪、一块礁石。按照林金益工程师当时的想法，码头建筑物首先应该与大海浑然一体，所以把屋顶、百叶、挑檐均设计为白蓝色，使它很容易融入海天景色，成为进入鼓浪屿的第一景物。原想设计成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那种薄壳结构的与音乐有关系的建筑，使进入鼓浪屿的游人，首先感觉到鼓浪屿是音乐之岛。码头建成后，厦门的文人说它像钢琴，而且是张开的三角钢琴，是琴岛的象征。

这一说法很快得到全市人民的认同，也符合设计师的初衷。①如果说“钢琴码头”代表着当地人对鼓浪屿钢琴文化的认同，中国和奥地利联合发行的邮票《古琴与钢琴》则象征了国人乃至世界对鼓浪屿钢琴文化的认同。2006年9月26日，为纪念钢琴家莫扎特诞生250周年和中奥建交35周年，一套由中国和奥地利联合发行的邮票《古琴与钢琴》在厦门鼓浪屿码头举行了首发仪式。此套邮票共2枚，邮票面值均为80分，图案分别是中国的古琴与奥地利的三角钢琴。

本文将以鼓浪屿上的各类演出以及博物馆、钢琴学校为研究对象，力图揭示当钢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后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一、符号化的鼓浪屿钢琴文化

文化的变化是随着时代更迭、起伏的必然现象，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鼓浪屿上钢琴文化一百多年的传承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20世纪末，在举国旅游热中，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鼓浪屿未能免俗。改革开放以后，搞这个名牌，鼓浪屿区政府、厦门市政府想把这个品牌做大，包括后来的管委会，围绕钢琴搞很多节庆活动。1988年我们开始搞旅游节，每年都有。②

为了加强旅游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来鼓浪屿进行商业、文化消费，提升鼓浪屿的知名度，当地有关部门认为钢琴文化是鼓浪屿打得响的金字招牌，值得大肆宣传与开发利用。旅游区管委会以鼓浪屿音乐厅为中心，举办了种类繁多的音乐活动，大力突出钢琴文化的品牌效应。钢琴被当作鼓浪屿旅游的文化符号隆重地推到了前台。1999年的“音乐旅游年”中推出的所有举措，基本上固定为鼓浪屿的常态文化旅游措施。

（一）天天演

为了配合鼓浪屿作为“钢琴之岛”、“音乐之乡”的旅游，厦门市政府于2006年5月1日在鼓浪屿音乐厅推出“天天演”旅游音乐专场，旨在将音乐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将鼓浪屿音乐厅打造成鼓浪屿的一个新景点，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音乐活动，丰富鼓浪屿的旅游文化内涵，凸显鼓浪屿的旅游特色。“天天演”“将向景区游客免费开放，计划每天16：00演出一场，每场演出时长在四十分钟左右。演出形式将以钢琴、声乐及其他器乐演奏为主，其他舞台艺术表演形式为辅；演出曲目选择方面则更加注重雅俗共赏，老百姓耳熟能详、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的中外名曲将是演出的重点曲目。”③而从2007年4月15日起，为吸引更多游客夜晚上鼓浪屿游玩，鼓浪屿管委会推行了轮渡票价分时段减免优惠办法。与之相配合，鼓浪屿音乐厅“音乐天天演”也将表演时间由原来的每天16：00开始调为19：30，并在每天19：30～20：30免费向游客开放。据鼓浪屿音乐厅负责人介绍，“音乐天天演”活动不仅在时间上有改动，演出内容也更加丰富。音乐厅特别邀请厦门演艺职业学院的学生参加演出，除了有原来的钢琴、古筝等乐器表演外，还有舞蹈、小合唱、配乐诗朗诵、戏剧小品等。④演员大多为厦门本地音乐人或者在厦门本地活动的音乐人，而其实在此之外，外来的参演人员也不少。尽管演出频繁，而上座率却常常没有想象中那么轰轰烈烈。对于“天天演”的上座率较低的情况，《厦门晚报》有过较长篇幅的调查讨论。如2007年7月20日的《厦门晚报》提出应该调整演出时间，从下午调到晚上。（这点已于2007年4月15日实现。）其二，报纸通过分析认为，岛上居民和散客是主要观众———“据了解，岛上的一部分居民已经成了‘天天演’的固定观众群。偶尔也有从厦门本岛过来看演出的，但人数很少。游客也是‘天天演’的主要观众。厦门演艺学院副院长韦柰介绍说，一般情况下，音乐厅的上座率与游客数量成正比。⑤笔者参与观察了两周多的演出，从现场可以看出，鼓浪屿音乐厅的演出基本上维持在一百多人的观演规模上，对于一个小小的鼓浪屿来说，不管观众更多的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在传媒如是发达的今天，这个规模的长期维持都是了不起的一个现象，它部分地说明了鼓浪屿音乐文化的魅力。虽然钢琴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作为此地文化的代表，如果把它放在那么多的音乐种类中来看，它的比重依然不可小视。

（二）音乐周

鼓浪屿上还有音乐周。音乐周以音乐会和大师班讲座为主。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一周。自2008年起，鼓浪屿开始举办春、夏、秋、冬四季音乐周。比之大众的“天天演”，音乐周的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专业化，参演者多是很有声望的大师级人物，而且钢琴毋庸置疑地成为音乐周的主角。一方面，当地政府出于“更好地丰富鼓浪屿音乐内涵，打造鼓浪屿这座‘音乐之岛’具有影响力的品牌艺术活动”⑥而举办这类活动；另一方面，从这类活动受欢迎的程度表明了鼓浪屿钢琴文化已经被世人所普遍接受。换言之，钢琴文化已经成为鼓浪屿音乐活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符号，甚至是鼓浪屿的符号，厦门的符号。

（三）钢琴节

前文曾述，鼓浪屿当地政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行的旅游文化宣传中，有意识地突出鼓浪屿的音乐特色。随着旅游热的进一步升温，鼓浪屿钢琴文化成为鼓浪屿旅游品牌，鼓浪屿有钢琴节就是应有之义了。2002年，首届鼓浪屿钢琴节成功举办，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了五届。随着活动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钢琴节已成为鼓浪屿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品牌。钢琴节上，参赛的和评比的都不再仅仅局限于鼓浪屿人或者是和鼓浪屿有着这样那样渊源关系的人。世界各地的钢琴选手云集鼓浪屿这块弹丸之地，充分说明了鼓浪屿钢琴文化作为符号的世界性意义。与之相关，钢琴博物馆的建设、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的设立、厦门爱乐乐团驻岛成立，都是鼓浪屿钢琴文化的符号效应。

（四）钢琴博物馆

本文一开始就提到，鼓浪屿钢琴博物馆一馆于2000年1月落成，华侨胡友义先生将自己收藏多年的钢琴运送回国，与原鼓浪屿区政府合作创建。馆址选在菽庄花园的“听涛轩”，它也是我国第一座钢琴博物。此馆占地四百五十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博物馆里陈列了胡先生收藏的四十多架古钢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镏金钢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有古老的手摇钢琴，有产于一百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八个脚踏的古钢琴等。2001年4月，胡友义先生再次献出三十台不同年代的世界名琴，与当时鼓浪屿园林管理所签订了钢琴博物馆二期合同。菽庄花园把建筑面积五百平方米的“蛇岭花苑”与“听涛轩”连接起来，使展馆面积扩大到一千平方米。加上后来依靠菽庄花园后墙的一段院廊而建起的钢琴长廊，鼓浪屿钢琴博物馆共包括两个展馆一个长廊，收藏有分别产自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精美典雅、造型各异的钢琴一百三十多台。⑦

（五）鼓浪屿风琴博物馆

“2005年1月28日晚，受人瞩目的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鼓浪屿风琴博物馆落成后首次向市民开放，并举行了一场管风琴音乐会。风琴博物馆的第一台大型管风琴———诺蔓•比尔“初试啼声”正式向游客和市民“亮相”。一百五十多名市民获得第一批观赏百年古风琴、聆听其美妙琴声的机会，来自澳大利亚的管风琴演奏家瑞思•博克（男）和瑞尔克•莫里夫妇给鹭岛市民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享受。”⑧不知喜爱音乐的人们，看到这样的报道是不是会对鼓浪屿又升起一些向往呢？鼓浪屿风琴博物馆位于厦门鼓浪屿八卦楼。与鼓浪屿钢琴博物馆一样，风琴博物馆里所有的风琴都是胡友义先生捐献的。风琴博物馆的藏品来自美国、印度、加拿大、英国等七八个国家，目前有三十多架簧片风琴、手风琴、口风琴及三架大型管风琴。每架风琴风格各异，用途不同。既有大如6米高的诺曼•比尔管风琴，也有小到只有39个键，大约只有0.8米长，0.3米高，仅一只手提箱那么大的手提风琴。目前，鼓浪屿风琴博物馆属于边修建边展览的状态。除了这三十多件珍贵藏品外，胡先生计划把一批电子风琴、数字琴和电影院管风琴等古风琴珍品运抵八卦楼，充实博物馆的藏品量。按照胡友义先生的计划，鼓浪屿风琴博物馆的藏品量在5年内将达到四百多台。胡友义先生希望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种类多样的古风琴珍品，看到管风琴的外形与内部结构，还能定期欣赏到管风琴庄严圣洁的演奏。⑨

（六）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如果说钢琴博物馆和风琴博物馆都还只是一个比较静态的历史印迹，那么中央音乐学院迄今为止第一所在外地开设的钢琴学校则活力十足。据钢琴学校校长、同时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的杨鸣介绍，在过去几年内，厦门多次与中央音乐学院探讨合作办校，鼓浪屿的钢琴传统是促使合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这所厦门市教育局直属的公办艺术类中专学校以办成“未来钢琴家的摇篮”为目标，专门培养小学四年级到高中年级的学生，面向全国招生，北京、上海和厦门都设立了考点。这里多少包含了人们对鼓浪屿钢琴文化传统回归的期待。鼓浪屿的钢琴传统已经完全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南北合作的大手笔的确让人有“跨时代的决定”这样的印象，而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的厦门市副市长潘世建在该校成立典礼上所说：“当今天拍摄的照片成为老照片时，大家会觉得这所学校的成立意义深远。”⑩7月中旬成立的鼓浪屿钢琴学校，8月份便首次引进中国的世界级音乐赛事———美国音乐公开赛。赛事中，选拔赛福建赛区初赛和复赛于8月25日、26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举行。创建于1992年2月的美国音乐公开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音乐赛事之一，不少国际高等音乐学府通过它选拔了大批音乐新秀。鼓浪屿钢琴学校承办的第16届美国音乐公开赛是首次在中国设立赛区。此次选拔出的中国音乐新秀除将获得高额奖金外，还将获得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参加美国音乐公开赛总决赛的资格。同年10月，享誉世界的钢琴大师弗拉迪米尔•克莱涅夫来到鼓浪屿，于8日至14日在该校举办钢琴大师班。因为克莱涅夫将担任于10月15日在厦门开赛的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借机特邀他举办大师班，为厦门的钢琴学子提供一次近距离感受大师魅力和耳提面授的机会。克莱涅夫是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评委会主席，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他以惊人的技艺表现力、丰富的乐感、细致的演奏闻名于世。潘世建所说的深远意义已经在这些大手笔的勾勒中现出了端倪：鼓浪屿的钢琴文化符号是那样耀眼和不容置疑，中央音乐学院相信它，世界钢琴大师看好它，曾经的钢琴大师的摇篮未来还应该是钢琴大师的摇篮。这些，不应该被质疑，也几乎没有人质疑。所不同的是，鼓浪屿钢琴学校不再仅仅局限于鼓浪屿，它的呼吸有了世界频率，教师是五湖四海精心选择的，学生是五湖四海精心选拔的，他们也要从此走向五湖四海。从这个意义上说，鼓浪屿钢琴学校进一步扩大了鼓浪屿钢琴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二、符号化之意义辨析

（一）批评的声音

世界总是复杂地纠结着，所有的美好中总有一点或者很多不如意的、不和谐的东西，鼓浪屿没有例外。鼓浪屿人大举外迁，从20世纪70年代的四万户籍人口减少到现在的一点七万多，同时，鼓浪屿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大量人才离开鼓浪屿外出求学工作，音乐群体减少，固守在鼓浪屿的人们虽然还保留一定的音乐传统，但音乐氛围转淡却是不争的事实。鼓浪屿的社会现状引起了在鼓浪屿生活学习过的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片争议声。2006年6月19日，厦门电视台播出了《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鼓浪屿》的节目。在节目中思明区政协委员许一心，原鼓浪屿区政协副主席、原厦门音乐学校副校长殷承典，市政协委员、厦门市博物馆（原设在鼓浪屿）原副馆长何丙仲，厦门外国语学校名誉校长、鼓浪屿台联原会长陈碧玉等老鼓浪屿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当然，也有对未来的建议与期盼。

在看了这期节目后，厦门市槟榔中学学生郭馨和陈颖深入鼓浪屿，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他们在鼓浪屿分两次共发放了六百八十四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五百六十六份，回收率82%。在老师陈锋、郑志生的指导下，他们查阅了鼓浪屿的概念性规划，及近年来政府部门主导的鼓浪屿纯旅游定位下人口结构变迁，从教育、音乐环境的变化及人口变迁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开发鼓浪屿的同时，要对人口政策进行重新考量，人文与风景并举，繁荣人文社区。

他们认为，人口的素质结构直接影响着鼓浪屿的文化品位。旅游开发以来的人口搬迁（主动的，被动的）都在影响着钢琴之岛的文化底蕴。而与此同时，人口迁出的同时，这里又充实进一些人口，如：2001年，政府为十个民间艺人颁发上岗证，他们在轮渡、马约翰广场、港仔后浴场、鼓声洞各据一个地盘，或弹吉他、或吹口琴、或拉二胡、或弹电子琴……或独立进行，或短暂配合弹唱流行歌曲进行街头艺术活动。

此外，由于鼓浪屿租屋价格便宜，大量民工从安徽涌入，形成不小的群体，大约有五六千人。街头艺人的演出是纯粹的文化现象摆拍，可以比方为一个人饿了，我们不给他饭吃，而是直接分析他需要的营养元素，给他打点滴，把维生素ABCD直接注入他的身体。而民工的大量进入，虽然雷同于历史上鼓浪屿常常成为战争中的避难所，却没有战后就会退潮的可能———安居此地，不断发展才是农民工们来此地的主要目的。如此，则怪不得学生们会在论文中如是说：长期以来，历史街区居住环境改善得不到重视，生活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原有居民中经济条件较好以及大部分渴望更好生活环境的年轻人都搬离街区，大量“原住民”的离开不仅使日益衰败的街区更加没有活力和生机，势必造成原有生活方式的断层，由此而使独特的民俗民风得不到延续。文化传载是需要有一定文化底蕴的人群，只有人去欣赏，去发现，才有生存的空间。

有的人认为，鼓浪屿上搞旅游开发已经成为了必然和合理存在，现在讨论它是否需要旅游已经没有意义了。钢琴之岛的钢琴符号已经在充分发掘旅游资源的前提下被充分地意识到了，也被充分地考虑了，有关部门甚至也以为自己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符号资源。而实际上，文化的符号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思维方式的浸润，而非仅仅是某种实体或者活动的展示而已。

一旦对于钢琴文化的理解被曲解为某种类似招牌和幌子的境界，鼓浪屿的钢琴文化就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再热闹的演出，如果离开了文脉潜流的衬托，只不过是一时热闹。我们没有办法躲过岁月的飞刀，总有一些东西要老去，也总有新事物被催生，但我们可以选择催生怎样的事物，因此，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想要怎样的鼓浪屿。当我们从前人手中接过一个光芒四射的文化之岛时，我们预备着将怎样的鼓浪屿传递到后人手中呢？輰輥訛的确，我们可以选择。鼓浪屿的钢琴文化是枪炮带来的，是没有主动选择的被动选择，而屈辱已经过去，主动权只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鼓浪屿钢琴文化的走向只能决定于当代、现在的选择。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真的不必悲观，一方面，民工和街头音乐家毕竟不是主体；另一方面，或许他们也可以参加推动鼓浪屿钢琴文化的复兴与发展。鼓浪屿原本也只是一个小岛，一个只有渔民的贫寒小岛，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后来贵族一般的钢琴之岛。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波尔曼在论述维也纳多元音乐文化时，曾经如是云：理解维也纳音乐专注于边缘而非中心，即专注于维也纳吸引外来音乐家的倾向。出生于该城市或在那里接受音乐教育的作曲家，相对来说较少：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勃拉姆斯和马勒都是外来人，他们的传记表明，他们被维也纳接纳为自己人实属不易。显然，就其同这个城市的关系而言，现代街头音乐家同那些维也纳大师并无不同。

同理，如果有合适的环境，有足够的主客观理由———鼓浪屿上的农民工和街头音乐家不会永远停滞在目前的现状。布莱金曾深刻而不无幽默地总结出这样一句话“：作曲家被作曲，而钢琴家被演奏。”意思是说，作曲家的创作方式、作曲技法并非完全出自他个人的创新，他在成长为作曲家之前已经被他所处的社会所建构，被这个社会中的音乐传统所模塑。

同样的道理，钢琴家纯熟的演奏技巧、优雅的演奏风格也是社会文化提前训练他的结果，也是音乐传统事先教会他的结果。也就是说，生活环境的文化模式建构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而生活在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同时又凭借这些模式不断建构着他所处的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鼓浪屿是否能在旅游大开发中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想方设法延续百多年来的钢琴文化脉络，而不是仅仅保留一个形式十足的符号。

一百多年来，鼓浪屿的钢琴文化和钢琴人就是在互相建构中一路走来，渐渐模糊了因果的承续先后，变得渐为一体。可是，旅游大开发以突变的形式使得这个自然而然渐变的过程瞬间改变了许多，几乎使得百多年来的链条断裂于一瞬，于是才有那么多的担心、不解，甚至不满，于是才有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未雨绸缪，提出来种种方法，以期避免一百多年来琴声所裹携的钢琴文化步上夕阳之旅。思明区政协委员许一心认为：鼓浪屿从它的整个历史来看，它应该是洋溢着一种很浓厚的闽南气息跟现代文明结合的一种文化，而且它应该讲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跟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以后所产生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所以整个鼓浪屿的发展不能离开这个主题。其实鼓浪屿有很丰厚的文化内涵在里面，如果片面地只是去强调旅游这一块，而把文化丢掉，你整个鼓浪屿搞不好。我们现在还能够在前人创造的音乐之岛这个花环底下，我们留给后人有什么东西？就几栋房子？还是外国来的几架古钢琴？再没有东西了？我想不应该是这样子。

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称这种旅游为“遗产旅游”。“遗产旅游”包括了对遗产价值的区隔和分裂的因素：（1）游客与东道主对遗产的认识和实践价值存在着差异。对游客而言，到遗产地旅游只是“客位性”的，而东道主则属于“主位性”的。（2）对于游客来说，到某一个遗产地旅游属于“观光”活动，而对于家园遗产的地方民众来说，遗产成为他们的“展示”活动。（3）由于遗产的所属权发生了转换，遗产地政府为了配合旅游，迎合游客的“时尚口味”而对遗产进行改造、装饰等，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创造遗产”的行为。对此，家园遗产的主人经常处于“失语”状态。（4）现代旅游是以资本作为交换的活动。但资本的“中介”兴致被突出和凸显，并成为现代社会的杠杆，遗产便很可能面临一场劫难。鼓浪屿的钢琴文化经历了一百多年，无疑已经是遗产，而这份活态遗产，在旅游大开发的时代，是否已经到了面临劫难的境地？根据游客的口味而进行的改造是否真的使鼓浪屿钢琴文化处于“失语”状态？鼓浪屿的天天演和音乐周、钢琴节，还有定点的街头艺人表演，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音乐生活的渊薮。

六月的一个傍晚，维也纳到处是音乐，它以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音乐外表。大厦、纪念碑和塑像证实了昔日曾有过大师而今日则还有奢华的演出。街头音乐同音乐学院传出来的乐声交织在一起，墙上贴满音乐会的告示，音乐家匆匆赶去排练和演出。连餐馆和食品都标有作曲家和音乐家的名字。这就是处于欧洲中心的音乐之都———维也纳的形象。通衢大道从市中心辐射出来，连接了它的周边国家及其文化，它们在半个世纪前还属于奥地利统治下的哈布斯堡帝国。帝国今已不复存在，但维也纳仍有帝都之貌、之声，街头音乐家用匈牙利语演唱或演奏斯洛文尼亚民间乐器。维也纳不但欢迎音乐的多样性，也为各种不同音乐的展示提供了广阔天地。

人们汇聚到国家歌剧院来看夜场演出。看歌剧是件雅事，人们暂停其他活动，下午5：30开场前早早用餐，幕间去附近的莫扎特咖啡店小饮小吃。那天上演的理夏•斯特劳斯的《玫瑰骑士》，月底则上演热门的《费加罗的婚礼》。维也纳音乐历史的象征多在国家歌剧院附近的几个街区内，如历史性的“音乐之友社”的那条马路，今天那幢大楼里拥有好几个音乐表演厅、一个图书馆、档案室，甚至一间奥地利名琴室，展示Boe－sendorfer制造的钢琴，里面尽是锃亮的钢琴和奥地利大钢琴家（也有几位外国钢琴家）的巨幅画像，威严、吓人，给人的印象是只能看看，甚至崇拜，而绝不许触碰或在琴上弹奏。

沿着维亚纳商业中心Kaerntner大街通向St.Stephen大教堂的路上尽是街头音乐家，有各种类型的，曲目也五花八门。卖花人唱着叫卖来自乡下和意大利—西班牙的鲜花，声调平板，适合劳动歌的传统。有些音乐家则来自匈牙利，赚点小钱，够几个晚上的开销。他们的表演混合了几种风格，乡村民歌加上当代流行歌曲，但都有匈牙利语言的印记和匈牙利器乐风格意识。还有一个美国青年吵吵嚷嚷地唱着五六十年代民间音乐复兴时的一些老调子，吉他盒子放在地上向人们要钱。在St.Stephen大教堂周围广场的边上，人们在听来自南美安底斯山区的排箫合奏，用西班牙语表演政治抗议歌曲，这是观众最多的演出。不管能否听懂歌词，也不管他们来自秘鲁还是玻利维亚，观众给的钱最多。

走进大教堂，首先听到的就是巴赫管风琴曲辉煌的声音，在主要是天主教徒的维也纳的大教堂里听到的却是巴赫———一个北德新教教徒的音乐。大教堂里的人们似乎吃不准这一音乐是不是在为宗教仪式伴奏，但他们只是沉思，不大声说话，悄悄与邻座耳语，打听眼前发生的事。走出大教堂，有一家小酒馆，可以听到一种叫Schrammel的城市音乐，以19世纪两位音乐家Johann和JosefSchrammel命名，他们创造了这种类似民间音乐的风格，促进了这种传统的创作与表演。此外，据说在维也纳也能听到美国乡村———西部音乐。这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波曼在与其老师内特尔编写的《世界音乐揽胜》一书中对于音乐之都维也纳音乐生活的描述。阳春白雪的音乐会与下里巴人的街头音乐混响，专供崇拜的名琴室与休闲惬意的小酒馆城市音乐交织———今日鼓浪屿上点点滴滴的设置，是不是有点模仿维也纳的意思？当然，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官方的文件明确说过要把鼓浪屿变成亚洲的维也纳。

仅仅是管理街头艺人，已经够有关部门忙活一阵子了。居民们已经习惯的优雅清净是否还能保持，像维也纳一样遍地音乐、无比繁荣的旅游景象是否可以实现，二者之间无疑地存在着巨大的期待差异。维也纳的繁荣是如何达成的，是像鼓浪屿这样依靠行政命令实现的吗？也许另一个例子会有所启发。现代的旅游业讲究五官“联觉”感受，即观看美景、听赏音乐、品尝美酒佳肴，甚至亲自拨弄乐器、载歌载舞。

如上述苏格兰民间音乐的“音乐会暨凯利舞会”，先由音乐家表演苏格兰民间舞曲、歌谣叙事曲、彭斯诗歌谱曲、苏格兰现代歌曲，观众围着圆桌品尝苏格兰小吃，之后，观众在这些音乐家的伴奏下，在舞蹈教练的带动下，跳起了苏格兰民间舞蹈（如horn－pipe，reel和strathspey）。这就是苏格兰古老的凯利（ceilidh）家庭舞会的形式。在今天强调专门技术和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很珍惜这一古老的人人参与的传统，因而这类活动在艺术节期间有较好的票房收入。同样，小酒馆里的自由奏乐，能为慕名而来品尝苏格兰威士忌的游客助兴，既为店堂增加了苏格兰传统氛围，也招徕更多的生意。

苏格兰古老的“凯利”自娱形式也传到了苏格兰，如杜伦市有这样的“民间音乐会暨学习班”，下午是学习班（workshop）（也为白丁开设），教民间提琴、诺桑伯兰郡小风笛、约克郡重唱歌曲、爱尔兰踢踏舞、东北部的木鞋舞等。晚上是一场示范音乐会，观众也是围圆桌而坐，边品尝小吃，边欣赏节目。除提琴和风笛，还有手风琴、曼陀铃、吉他、口哨、笛子等的独奏与合奏，约克郡重唱、踢踏舞则由爱尔兰踢踏舞和纽卡斯尔木鞋舞舞蹈团表演。主办者既以此招徕观众，也普及了当地的民间音乐。

城市为个人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活动的公共空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街头表演。这些表演的格局系由城市本身形成，而且有助于城市反映自己的时空—历史和现实。街头音乐及其观众都是流动性的，而且街头音乐日益进入商业区中心的商场、步行街、车站、地铁，这倒扩大了受众面。街头音乐家从这种流动性中得到了较好的经济收益。輶輥訛从苏格兰的凯利传统中能看到鼓浪屿的传统吗？答案是肯定的。鼓浪屿上有着悠久的家庭音乐会和民间音乐沙龙的传统，虽然历史上不曾有过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刻意经营，但是正是这种无心插柳的形式营造了鼓浪屿钢琴文化的繁荣历史。今天的鼓浪屿打起经济牌的时候一度过多在外在形式上借鉴某种模式，却忽略了鼓浪屿钢琴文化的传统正是交流与互动。

据了解，鼓浪屿有关方面正在筹建一个乐器博物馆。在这个乐器博物馆里，游客可以在有引导的情况下，参与各种乐器的演奏乃至学习。这个形式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僵化的符号，而是有着特定内容的，由一个环境中的人共同参与、共同营造出来的。说不定这个小小的变化正是鼓浪屿钢琴文化在旅游开发大背景下的变革的开始———飓风起自青萍之末———我们期待着它开启崭新的未来。

（二）宏阔的眼光

笔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对于鼓浪屿钢琴文化有着深厚渊源与感情的老人们常常着眼鼓浪屿本岛来谈鼓浪屿钢琴文化。比如朱思明先生的忧患意识：殷承典担任厦门音乐学校的副校长时候，他说：这个学校要培养多少多少个殷承宗。有一次他介绍一个美国的记者来同我讲话，我同他讲现在鼓浪屿培养不出这个。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没有教师，没有一个很广泛的交流的氛围。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疆域逐渐宏阔，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什么文化可以局限于一时一地了。当文化的交流藉由现代手段而逐渐广泛、加速之后，只是局限于本土来考察某一个文化现象已经不可能了。即使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仅以福建音乐为例，人称“中原古音乐的活化石”的南音，而其今日之地域已经远离了发祥本土几千里———谁又能否认它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呢？前文提到的鼓浪屿英华中学是厦门当地抗战以前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据该校校友洪卜仁回忆，该校毕业生在厦门的发展途径相当有限，想要升学深造的人大多选择到邻近的上海或者更远的北京等地继续学业。厦门史上闻名的知识分子林语堂、林巧稚等，其事业发展基地均不在厦门。这种特殊的现象，反映出闽南知识分子的“流寓型”性格。

其实，这种流寓型人格，也可以称作闽南文化的流动性表现。鼓浪屿钢琴文化当然不能例外，流寓性或者说流动性是它曾经的性格（殖民文化的空降是西方到东方的流动，华侨的生活方式演变是它自主的一个改造），也是它至今仍然具备的品性。与广阔的内陆相比，小岛确实太小了，因为小而精致，因为精致而自我陶醉。能够进入这个美丽的小岛是愉快的，能够走出这个美丽的小岛也是心胸敞亮的。如果当年的殷承宗和许斐平不走出小岛，依然留下来的话，那么他们的钢琴还能弹到什么境界？他们肯定不会有今天的造诣。小岛是开放的，小岛的人一旦走出去，就能跨洋过海，走得很远很远。小岛的灵气正是来自这种无法封闭的四周，这种随时流动的人群。岛上的居民半数以上在海外有亲人，他们旅居世界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因此，鼓浪屿不仅连着中国，也丝丝缕缕地连着世界。正如钢琴和宗教，不应属于某个国家和某个民族，而应该属于整个人类。

于是，鼓浪屿钢琴文化就有了今天的宏阔，我们在这里便不得不说说厦门爱乐乐团。也许有人以为厦门爱乐乐团已经离开了鼓浪屿钢琴文化要探讨的范畴，因为它成立之后没有多久驻地就离开了鼓浪屿。花落他家并不意味着遗失，相反是一种宏阔，何况今天的鼓浪屿钢琴文化并未完全退出本岛，只是岛外花更盛叶更繁，这些本土之外的派生，依然未曾离开鼓浪屿钢琴文化的范畴。厦门爱乐乐团成立于1998年，接受厦门市政府的扶持、福建电力和厦门电业局的赞助及厦门香港联谊总会和各界的捐赠，是当时我国唯一实行总监负责制的民办公助全职交响乐团。在我国著名指挥家、现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郑小瑛教授的领导下，1998年9月9日在美丽的鼓浪屿举行了首演。乐团现有演奏人员八十多人，汇集了国内各路精英。乐团成立以来，已公演几百场，推出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舒伯特、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等中外优秀名曲一百多部（首）。

特别是在新千年到来时，乐团在新通车的海沧大桥上演奏了专为海沧大桥而作的小提琴协奏曲《诗篇》和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等；在庆祝著名钢琴家殷承宗艺术生涯五十周年音乐会上，乐团也与殷承宗先生合作演出了多场难度很大的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名篇，均获得极大成功，轰动一时。厦门爱乐乐团始终秉持“阳春白雪，和者愈众”的宗旨，为普及交响乐知识不遗余力，经常面向社会举办音乐讲座，郑小瑛女士亲自上台指挥讲解，深受观众好评。目前乐团常年坚持在爱乐岛音乐厅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12时，下午13：30～15：30时进行五小时公开排练，每星期五晚上19：30举办专场交响音乐会，游客均可进场聆听欣赏，一睹乐团风采。

近几年来，中央电视台曾多次对乐团的演出进行了转播，各种报纸杂志对厦门爱乐乐团在崭新体制下取得的骄人成绩，也有了上千次的评论和报道。厦门市领导和媒体已称厦门爱乐乐团为厦门的一张“烫金的城市名片”和文化交流的“形象大使”。2006年，厦门爱乐乐团被厦门市民投票选为厦门市的“十大城市名片”之一。八十多位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音乐家们，正齐心合力为将厦门建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明之岛—音乐之岛”。

鼓浪屿钢琴文化滥觞开来，已经从鼓浪屿扩展到厦门，更从厦门蔓延全国，甚至走向了世界。其实这个过程，颇有意味：当年钢琴从西方进入中国，集中到鼓浪屿，今日又从鼓浪屿渐次到厦门、中国、世界。文化中心是一文化区发明创造文化元素的地方。当文化元素创造出来后，会呈放射性状向其边缘区传播。由于传播需要时间，当传到边缘区时，时过境迁，文化中心很可能已抛弃此文化元素而创造出其他新的文化元素来。这时就会出现文化中心所创造出的一些旧有的文化元素保存于边缘区的现象，这类文化元素即为边缘遗存。

对于鼓浪屿而言，鼓浪屿一开始便是所谓的“创造文化元素的地方”，其文化元素又不断传向其边缘，厦门则首当其冲，并且出现了钢琴文化在厦门边缘遗存甚至更为兴盛的现象。至于鼓浪屿本身是否已经抛弃了此文化元素，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作为过程与发展的文化，鼓浪屿钢琴文化一方面辐射四周，一方面在本岛百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发展势头的勃勃生气。

结语

鼓浪屿钢琴文化是在殖民主义时期产生的，显然带着深刻的历史印迹。目前出现了后殖民现象，表现为音乐的“欧洲中心论”依然在当地作为一种（也许不是主要的）潜在的文化控制机制，对地方音乐观念和行为发生作用。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笔者所接触的一些鼓浪屿人，不同程度将西方音乐放在心灵的高处，也放在现实文化生活的核心。当然，从资源共享的角度看，钢琴音乐是西方对世界的贡献，中国人理应引进和学习，并成为自己的音乐生活的组成部分。关键在于心态和行为———是否仅仅接受西方音乐文化，而放弃地方传统音乐文化。西方小提琴传到印度，不但没有影响印度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持和发展，而且它本身还被印度化，以至于西方人如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还曾赴印度学习“印度小提琴”。印度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鼓浪屿的钢琴文化符号，在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形势下，出现了一些变化，这是正常的，但却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如商品化问题、旅游文化问题。据笔者的观察和感受，在鼓浪屿，钢琴符号的历史内涵和当代新指涉似乎正在被逐渐抽空。或者说，钢琴符号出现了“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形。也许随着厦门整体的音乐文化发展，鼓浪屿钢琴文化将重新被充实。相信在当地政府的倡导、支持下，在地方音乐文化人及关心鼓浪屿钢琴文化复兴的热心人帮助和努力下，这个文化符号将获取更丰富而实在的内涵。由于文化的控制机制实际上是按照文化的意义体系这个模版对音乐创造实行控制的，因此，在文化机能控制下被植入音乐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文化意义体系模版的翻版及其变体。从这个意义上讲，音乐的内容就是文化的内容，音乐是文化借以表达其意义体系的一种形式，音乐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在表达文化，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为“文化的音乐表达”；又由于文化的意义体系对社会、心理、行为的符号化实施离不开文化的控制机制，因此，文化意义体系的音乐表达实际上是在文化控制机制下的音乐符号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音乐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文化控制的结果，若没有文化控制机制的控制，无论是作为符号形式的音乐还是被植入这种形式的符号意义，都将无法实现，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为“音乐的文化控制”。一百多年的鼓浪屿钢琴文化就这样在笔者的笔下被粗疏地描画了一次。殖民主义空降而来的异族信仰带来了一种异族乐器，一种异族乐器在本土慢慢为本族人认同、喜爱，逐渐形成本地须臾难离的文化符号，并在当代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承担了重要的经济增长点。鼓浪屿上的钢琴有着传奇一样的历史，在今天“音乐文化控制”之下，未来的鼓浪屿钢琴文化会怎样———鼓浪屿还会继续是钢琴大师的摇篮吗？鼓浪屿的钢琴文化优势会不断得到强化呢，还是从此被断送？我们有忧虑的理由，也有自信的理由。而历史并不因我们的忧虑或自信而放慢脚步或天遂人愿，而是有着自己的轨迹和节奏。鼓浪屿钢琴文化，我们唯有为它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