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歌“花儿”该如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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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西北民歌的典型代表，随着甘肃花儿于 2009 年成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花儿一度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历史上花儿的演唱有其重要的载体，这就是“花儿会”①。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花儿会”与祭神、祈福等传统礼俗依附共生，具有娱神、娱人双重功能，为花儿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平台。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梳理“花儿会”与传统礼俗的关系，思考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境，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发展西北民歌花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与花儿会

2006 年，花儿（甘肃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二郎山花儿会，青海老爷山花儿会、丹麻土族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山花儿）入选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②。以此为契机，花儿艺术的保护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09 年，在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甘肃花儿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甘肃花儿是西北民歌花儿的典型代表，随着甘肃花儿成功申报世界非遗，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研究愈加深入。研究花儿的保护与发展，离不开对“花儿会”的探讨。“花儿会”是西北高原上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各民族群众演唱花儿、交流情感的集会活动，是花儿演唱的重要载体。它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被誉为“中国的狂欢节”、“西北的民间文化盛会”。③

花儿与“花儿会”联系密切。“花儿会”上，各族群众在山野中共聚，抒发情感，演唱花儿，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成为花儿艺术的重要特征。可以说，历史上的“花儿会”为花儿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平台，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然而，在新时期多元文化交融，经济发展，娱乐方式日益丰富的形势下，花儿与“花儿会”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

当看到“花儿会”上歌手拿起麦克风，登上舞台，模仿专业歌唱家时，我们不禁思考，西北民歌花儿能否保有其纯朴的风格？当看到“花儿会”上唱花儿渐渐不再是重头戏“，花儿会”对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吸引力有所减弱时，我们不禁担心，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是否能得以延续？这样的“花儿会”还可以作为花儿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平台吗？在花儿成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花儿会”中的“花儿”，应当把“花儿会”作为完整的研究对象加以考量，思考“花儿会”本身对花儿艺术传承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花儿会”何以长期稳定地作为花儿的载体？“花儿会”本身具有哪些功能？新时期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当如何看待“花儿会”面临的困境，怎样推动“花儿会”得到健康发展，使其继续作为花儿艺术传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平台？

二、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的花儿会

历史上的“花儿会”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正因为此，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花儿会”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能够长期稳定地作为花儿的“载体”，保证了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回顾历史上“花儿会”的形成，早期“花儿会”与传统礼俗活动密不可分，往往被称做“某某庙会”“，主要与民间的迎神赛会和祭祀活动有着密切关系”④。虽然具备艺术特质的“花儿会”与属于传统礼俗的祭祀活动同时存在，但娱神功能是主要的，祭祀祈福的功利目的突出，宗教气氛浓厚。

经过长期发展，花儿的艺术表现力日益凸显，演唱花儿、抒发情感成为“花儿会”的主要内容，商贸活动也成为“花儿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花儿会”兼具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其中，娱人功能是主要的。但是，由于“花儿会”与传统礼俗曾经长期依附共生，传统礼俗已渗入人们的文化心理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存在，因此，娱神功能的淡化并没有破坏由传统礼俗活动与“花儿会”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而恰恰是这一文化空间维系着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

在农耕社会中，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的“花儿会”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传统礼俗活动对“花儿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以青海省大通县的老爷山花儿会为例，民国八年（1919）编篡的《大通县志》记载老爷山：“每逢天贶，士民游集，称大会焉”。⑤每年六月六，老爷山都要举行大型的进香朝拜活动，谓之“朝山会”。通过举行进香朝拜等传统礼俗活动，吸引大批民众聚会，“朝山会”习俗的形成，为唱花儿构建起重要的文化平台。

再以甘肃省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为例，松鸣岩花儿会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清人黄陶庵编纂的《导河县志》，其中引用了当时诗人张建的《游松鸣岩》一诗：松鸣佳景出尘埃，一度登临一快哉；石磴疑从云际上，天桥浑向画中排；林藏虎豹深山古，路接羌戎绝径开。我变龙华游胜会，牡丹听罢独徘徊。⑥花儿中常有以牡丹为比兴的，当地有把唱“唱花儿”称做“唱牡丹”的习俗。因此，这里的“牡丹”显然是指松鸣岩花儿会歌中唱的“花儿”，说明至少在清代就有在传统礼俗活动中唱花儿的习惯。松鸣岩寺庙里举行的龙华会，亦称“浴佛节”，每到此时，便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来烧香许愿，还有回、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群众来游山、经商、唱花儿。清朝痒生祁奎元在《松鸣岩古风》中有云：“老僧新开浴佛会，八千游女唱牡丹。”另有“花儿”唱道：“四月里到了四月八，大殿里把香降下，尕妹妹降香为的是你，你莫把良心坏下。”这些都比较形象地记录了松鸣岩传统礼俗活动与“花儿会”依附共生的盛况。

部分地区与“花儿会”相辅相成的传统礼俗活动，在历史上甚至曾由官方主导，升格为“官祭”。以甘肃省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为例，二郎山花儿会最早源于岷县的祭神赛会，据考证其形成时间为明代。每年农历五月初分布在境内的 18 位湫神（龙神）全驾出巡，位于其巡行路线上的村庄分会定点祭祀，祈祝丰收，这样在祭祀地点便形成点蜡、求神、发愿、唱花儿的大小会场达四十多处，其中，尤以中心部分的五月十七二郎山花儿会规模为最大。祭祀当天午后，18位湫神依次被抬上二郎山接受官祭，同时祭祀群众赛唱“洮岷花儿”，其时赛会参与人数达十余万，场面极其热烈。光绪庚寅（1880），岷州进士尹世彩有诗曰“：五月十七二郎山，祖褐裹程人万千，少年都是谁家子，一声姊妹一声怜。”⑦“花儿会”分布在传唱花儿的甘、青、宁、新地区，尤以甘、青两省为多，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唱“河洲花儿”为主的花儿会，另一类是唱“洮岷花儿”为主的花儿会。从甘肃、青海两省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主要“花儿会”的会场分布调查⑧可知，“花儿会”会场多在偏僻的山区，大多数“花儿会”会场本身就是进行传统礼俗活动的地点，传统礼俗是“花儿会”不可或缺的因素。人们参加“花儿会”的目的，由最初的祭祀祈福，延伸出唱花儿、自由抒发个人情感，使“花儿会”兼具娱神、娱人功能。“花儿会”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构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传承与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空间，维系着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

三、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境

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新时期“花儿会”与“花儿”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因此，如何应对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境与机遇，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内部原因：自身功能的弱化与缺失，这是“花儿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其二，外部因素：新思想、新娱乐方式的冲击。

1. 内部原因。历史上的“花儿会”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传统礼俗活动与“花儿会”依附共生，为唱花儿构建起必要的文化空间。20世纪中期以来，以祭神、祈福为代表的传统礼俗活动遭到禁革，一度绝迹。长期无神论的教育，又使青年一代对传统礼俗活动难以形成普遍的文化心理认同。缘此，当下存留的传统礼俗活动往往徒具形式，新时期“花儿会”的娱神功能缺失，传统花儿所倚赖的文化空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异。新时期“花儿会”在娱神功能缺失的同时，娱人功能也渐趋弱化。各族群众演唱花儿、抒发情感，让位于舞台化、程式化的表演，“花儿会”上唱花儿交流情感的作用逐渐淡化。由于媒体技术的进步，现在许多人，即使是“花儿”的部分忠实粉丝，也开始习惯于在家中欣赏“花儿”歌手演唱的录音与录像，而很少会赶上几十里的山路去逛“花儿会”，于是，“花儿会”现场的娱人功能也遭到削弱。当下的“花儿会”，商贸活动得到极大加强，商人们在会场内开展不同形式的销售活动，使得“花儿会”成为促进当地商业繁荣的重要载体。让人忧虑的是，人们赶“花儿会”不仅仅是为了“花儿”艺术，更为重要的是去参加各种商品交易会，因为对于物流业尚不发达的西北山区来说，这样的商业活动会为人们提供了购物的方便。目前更为流行的形式，则是当地政府以“花儿会”为契机有组织地开展的商业活动，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于是，“花儿会”由传承与发展花儿艺术的文化平台，嬗变为以繁荣商业、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要着眼点的经济平台。

2.外部因素。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来自外部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在当下“花儿”唱词中使用英文、唱词出现国际时事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伴随着电视、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已经把看电视剧、上互联网作为主要的娱乐方式，面对多元文化、多元娱乐方式的冲击“，花儿会”提供的娱人功能已经对许多青年人失去了吸引力。

可以想见，当“花儿会”的娱神、娱人双重功能均日渐萧条时，当“花儿会”与传统礼俗构建的文化空间发生变异时，新时期的“花儿会”如何能作为花儿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平台，又需要面对怎样的困境！显然，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新问题已经影响到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不利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保护工作。

面对新时期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的重大转变；面对电视、信息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发展和普及；面对市场经济下的商业浪潮，以及异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我们需要保护和继承什么样的文化，需要什么样的花儿会？是继续走已经有所变异的花儿搭台经济唱戏的老步子，还是继续做音像复制品的宠儿？显然这些都不是促进花儿长期发展的有效动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我们了解到历史上“花儿会”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的关系后，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于保护花儿有以下认识：

首先，要摒弃标本式的孤立的保护，不仅要保护花儿本体，更要精心维护花儿艺术生存所必需的文化空间。应通过政府引导、学校教育等多种途径，增强广大群众，尤其是当地青年人对本地区传统礼俗的归属感、认同感，大大集聚“花儿会”的“人气”。其次，在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下，花儿艺术所倚赖的文化空间必然发生变化，因此，也不能搞封闭的博物馆式保护。对于花儿本身的保护与发展，应重视花儿艺术的创作、推广工作，因势利导，鼓励花儿与现代音乐元素的结合，推动花儿剧等新艺术形式的成长。“非遗”保护与发展地方经济之间并不矛盾，但“花儿会”作为“文化平台”的性质不可改变，唯此，才能保障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否则，便是舍本逐末。最后，通过把握“花儿会”与传统礼俗的关系，了解“花儿会”的功能，我们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更有必要把“花儿会”办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下，我们应当引导“花儿会”承担起明确而稳定的社会功能，在丰富各民族群众文化生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花儿艺术传承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文化平台，使花儿艺术更加生机焕发。